“十四五”期间或者未来更长时间，将是中国制造业转型的关键时期。当前，中国制造业发展仍面临较多问题。首先是国际环境的改变，中国面临着多边规则调整。在最近的布拉格会议上蓬佩奥呼吁各国加入到美国发起的清洁网络计划之中，该计划的本质在于把中国数字经济的头部企业隔离在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市场之外，此前的TikTok、华为等事件即是例证。会议上，蓬佩奥再次强调希望欧洲各国都能加入到清洁互联网的战略中来，由此而知未来中国数字经济在国际上发展的环境可能会越来越恶劣。第二个问题在于技术变革，每次技术革命都会有技术范式或者产业政策的大革命。第三个问题在于中国发展阶段的转换。尽管欧洲现在倡导“制造业本地化”，但由于制造业高昂的成本，对于绝大多数的欧美国家而言，除了一些劳动成本弹性比较低的高技术产业外，其他产业本地化的可能性并不是很大。当前中国制造业在全球占比30%，在“十四五”期间很可能会出现中国制造业占全球制造业比重的峰值。在“十四五”期间中国制造业面临的挑战是制造业的周边化生产，本次疫情以后，欧美等国家对于产业链安全的重视达到了新高度，未来美国的生产制造向拉美的转移、同时欧洲的生产制造向东欧地区的转移将成趋势，这种周边化的生产可能会比本地化生产对中国制造业造成更大的挑战。

　　为了应对国际竞争环境的变化和多边规则的调整、技术变革以及中国自身发展阶段的变化，“十四五”期间的产业政策应当作出相应的调整和创新。从研究的角度看，产业政策的调整最大的阻力并不在于产业政策应该如何调整，它而在于“政策惯性”；从宏观经济数据上看，过去中国经济增长取得了非常好的绩效，在经济学上被称为“经济增长的中国奇迹”，这一奇迹从历史角度来看是一件好事，但往往它也会成为改革和产业政策调整的阻力，鉴于以前产业政策的效果很好带来经济快速增长，使得地方或者管理部门调整产业政策的意愿不强，导致未来的产业政策都需要进行大的调整，且产业政策调整的动力不足或者说产业政策调整的阻碍十分明显。“十二五”以及此前中国制造业发展的核心关键词是增长，“十三五”期间注重的是高质量，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高质量的核心即效率，“十四五”期间制造业规划的关键词应该是“强”，“强”应当体现在中国制造业为全人类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贡献的独特力量上。从国际规则的角度上看，“中国制造业应该为全世界贡献独特力量”的提法避免了很多冲突性的含义。纵观人类制造业的发展史，每个国家、地区以及城市实现后发赶超之后，并不会完全重复前面国家（地区或城市）的道路，而是形成了一种新的能力。例如19世纪德国制造业的赶超，德国不仅贡献了大化工的技术和产业，还为全人类贡献了一种新的制度——企业办研发中心；20世纪初期，美国制造业开始崛起，最终贡献了现代公司制度；20世纪70年代，日本制造业崛起同时贡献了经济制造和合作型供应链。每个制造业强国的崛起都形成了一种新的技术范式和新的经济范式，“十四五”期间或者未来更长时期，应该强调中国制造业为全人类的科技进步和产业发展贡献自己独特的力量。

　　基于产品架构的全球制造业分工格局从产品架构和产品复杂性两个维度来看，各个国家制造业的能力大不相同。比如德国和美国更擅长做高复杂度的产品，而日本更擅长做一体化架构的产品，而中国从整体上看，更擅长于模块化的简单产品。尽管当前世界500强企业中，中国的企业数量最多，然而《财富》500强是按照销售收入排名的，准确来讲是世界500大而非世界500强，中国现有的真正形成独特能力的企业依然较少，包括BAT在内的也主要在国内市场布局，真正走出去只有华为、中兴这类企业。针对当前中国制造业的现状，我们的产业结构应该如何调整呢？未来制造业发展方向应为如何呢？过去中国产业结构的总体思路总体是对标，即根据前期揭示的产业结构规律来指导中国未来产业结构的发展，然而当前中国的制造业已经成长为全球最为完备的工业体系，对标发达国家和地区已不能解决问题，需要借鉴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思路。在美国的产业政策战略和些研究中，很少提及“产业结构”一词，产业结构在英文中更多指的是市场结构、垄断竞争这类概念，而不是产业比例关系的概念，但是美国的产业结构持续领先的原因在于美国的政策并不强调将来应该发展什么产业，而是强调要做好通用目的技术，未来的思路不应该是去选择产业，而是应该把通用目的的技术产业发展好，让它自然技术组合、产业融合，去生长新的产业。

　　此外，在产业政策层面也有值得注意的要点，即产业政策应该包括结构性产业政策（即以往用的较多的补贴类产业政策）、功能性产业政策、还有竞争政策、制造业创新体系以及产业管理体系，而在中美战略博弈下，产业管理体系变成了越来越重要的问题。具体来看，中美之间的战略博弈的本质是两个政策体系或者产业管理体系之间的竞争，从我们的产业管理体系来说，如果不能做战略上的平衡和取舍，将会加剧中国在全球产业链和创新体系中被边缘化的风险。应该建立一个在产业政策体系之上的产业链安全管理体系作为战略性部署的机构。同时，一个有效的产业政策框架应该兼顾政策激励和政府能力两方面，不仅强调上层激励，更强调政府能力。首先，未来政府应该把着力点转向创新系统的建设和制造业创新体系的建设两个方面，注重协调让大家朝共同的方向发展达成均衡，提升产业政策的精细化程度，让每个产业政策都回到它最能发挥作用的位置上去，发挥它最主要的功能，而不是一边倒。

由于多边规则的约束，将来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应当相互协调，建立一个产业政策委员会，履行包括产业安全管理，竞争政策和产业政策协调的职能，同时把它放在国家层面的职能机构来解决。产业政策不仅要符合国际规则，同时还要学会灵活规避国家规则。例如制造业创新体系对于制造业的支撑能力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制造业创新体系应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个是研究型大学对产业的支撑；二是不仅要有大学分学科实验室，还应当建国家实验室做跨学科大规模投入的东西；三是共性技术研发机构；四是技术扩散机构和服务。通过产业政策的调整以及制造业创新体系的完善，使得“十四五”期间或者未来更长时间，在2035年甚至2050年回头看中国制造业的时候，中国制造业不仅仅只是吸收别人的技术，而是为全世界贡献新的制造业崛起的模式。